土地资源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是的。当处于不发达状态时，特别是出于农业社会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起步时期。传统农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自不必多言，几时到了有先进科技武装的农业高级阶段也是如此。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日本农业，在绿色革命的鼎盛时期，其农业产业的世界地位也难与“土地富翁”美国匹敌。

        在工业发展起步后，贯穿整个工业化初期，土地资源的多寡对发展速度也极其重要。在没有技术、不懂市场、管理经验缺乏的“三缺”状态下，启动工业只有依靠农业状态下的两个“看家财富”——土地和劳动力。当全世界一派农业景象时，这两个要素的“价值”自然低下。只有在一国因为工业发展而对另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力感兴趣时，后者的工业起步与发展才变得更为容易。这事实上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出口导向为策略的东亚经济体的崛起之道。构成工业化初期甚至中前期“比较优势”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其数量的多少对于发展和后续发展极为关键，这已被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在工业化初期，决定发展能力的是土地与劳动力数量（而非质量）。由此看来，在工业化开始的相当长时期里，竞争力的核心支撑因素与农业社会无异，与劳动力数量一起，土地多寡制约着发展能力。

        而当经济发展走过工业化初期之后，当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特别是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时，土地资源不再是经济发展能力的约束因素。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伴随支柱产业由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这被定义为产业高级化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大幅减低，土地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被其他非传统要素如技术等大量地替代了。否则，经济发展将长期停滞在某一产业层次上，经济规模可以做大，但人均收入无法提升。这被经济学界称之为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历史上的巴西和墨西哥就是两落入陷阱者：1970-1980年间，两国以其土地、劳动力比较优势实现了人均GDP4倍的增长；1980年后，GDP规模扩大，但人均GDP几乎原地踏步——墨西哥10年间只增加了184美元，巴西稍好些，增加了480美元。同样在这10年，新加坡将人人均收入提高了6870美元，日本更是净增了16010美元，韩国则增加了4020美元。假如给巴墨两国更多些土地空间，其人均收入的增长能力恐怕也不过如此。反过来，如果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土地资源更少一些，其人均GDP增长的数字也不会减低多少。要不然，实现发达国家人均GDP数万美元的发展高度，用尽他们的每一寸土地都难以做到。

        以上例子可以给我们启示：人均GDP已达15000美元的深圳，土地资源已经不再是发展能力的约束因素，除非，我们需要的是GDP规模的“横向”扩张，而我们肯定不愿成为另一个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者。既然土地不在制约深圳向发达社会迈进的步伐，那么，目前的政策导向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就需要调整了。